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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是什么?——《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金木雨
2018/5/17 21: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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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与其说是一本瘾品史概要,更不如说是一本瘾品说明书。

瘾品是什么?瘾品首先是毒,是植物为了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一种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生物碱。所以瘾品给人的第一反应一定不是很好的,比如说茶和咖啡的苦涩感,鸦片、大麻这些毒品的致幻作用。而就现在来说,互联网也是这样。一开始有数据被侵入的强烈不适感,久而久之,人们却无法摆脱互联网。游戏、影视工业的第一刺激感也是极为强烈,感官刺激强烈的商业片票房大概率高于文艺片,黄、暴、画面精细刺激的游戏在第一次吸引用户的时候,大概率高于一般的游戏。

既然是毒,人们为什么还有重复使用?安德鲁·韦尔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用友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而食用麻醉品恰恰满足了这一基本需求。这种基本需求的诞生,实际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这里作者的倾向性相当明确,是游猎状态在想农耕状态转变的时候,农耕文明状态无法满足人们的根本需求,相对来说生活较为苦闷,压力也更大,人类需要借用瘾品来提神解闷。但这或许是有待商榷的,究竟是农耕文明带来的相对稳定可以获取食物却需要做出一定生活方面的妥协,还是游猎状态下疲于奔命而无空余时间来顾及精神需要,二者文明更迭,瘾品到底是副产品还是富足生活带来的奢侈品?这一点是存疑的。

瘾品是毒也是药。毒理作用强烈的和药用价值高的,二者的地位和存在方式完全不同。作者举过一个例子,哥伦比亚农民宣称,大麻可以消除疲劳,可以提振体力和精神;服了大麻的人打拼不会累。这跟批评美国大麻文化情结的人士所说的恰好相反:大麻使人浑身无力、缺乏动力、虚脱疲惫,所以根本无益。人服食瘾品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举动?这既是药理学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及文化背景的问题。为了撑过甘蔗田里整天的劳苦而学会吸大麻是一回事,为了在摇滚演唱会中熬夜狂欢而学会吸大麻则是另一回事。状况不同,服食瘾品后的反应也就不同。

大麻在美国有些州是合法的,虽不值得提倡,但其作为“毒”、“药”两极代表,大体是没问题的。

现代毒品的一大特征,无疑是最初在医疗上的应用,而大众逐渐发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作用。曾经看马未都先生的脱口秀,马先生提到,瘾品的下限是盐,上限是毒品。如果说但从致瘾性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不成立的。盐、糖等调味品的致瘾性是大麻、鸦片这些毒品致瘾性的好几百倍。但盐、糖却是日常用品,毒品则是明令禁止的违禁品。其作用机理的根本不同,盐是补充人体缺失的矿物质,糖类不仅提供能量,同时会引起人类大脑多巴胺(神经传导素)的分泌,而盐、糖引起的多巴胺分泌是有限的,可以用俭省来形容,这是直接刺激。这些直接刺激多发生于求生和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而瘾品的机理在于欺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同样是影响边缘多巴胺系统,方式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程度有强弱的区分。想来,这或许是其分类的依据之一。

瘾品的目标用户和扩展路线很明确。先小众,受影响度排行第一的是年轻、单身、社交活动偏少、欠缺体制上的或文化背景上的防范机制、已经在使用其它瘾品的都市男性。这一类人最有可能试用新的瘾品。后大众,假以时日与充分的接触机会,就有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同样的路。在美国,吸烟本来只在台球馆等一些娱乐场所出现,而后普及到街头巷尾。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而媒体的推波助澜、商业市场的调节、政府领导层的恶癖等等原因,都对瘾品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801-1809年,卖给印第安人的烈酒要价高达一品脱一美元,而农田——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徒弟——一亩才卖25美分。在客观条件满足和人心疯狂的时候,商品的价值衡量体系都会受到冲击。

如果说将瘾品合法化会怎么样呢?我们国家是烟草专营,酒类也是国家企业为主导地位。又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公卖鸦片的获利利率更佳,占1920年政府岁入的46%。但以后百分比持续下降,不过,不是因为官员自我节制,二十因为人口结构改变了。新加坡的华人人口状况不再是清一色年轻的单身汉,新迁入的人减少了,妇女、家庭生活增多了,鸦片的需求因此下降了。而鸦片在我们国家专营的那段屈辱历史,大量的财富外流、国民体质和精神的下降等等,都证明这条路是一条绝路。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靠瘾品来提振精神的时候,也基本到了完蛋的地步了。

那么完全禁止会怎么样呢?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常见的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近代早期阶段的精神刺激革命会有那样的速度,有那样的规模,是因为那样发展符合有钱有权者的利益。如今的西方政坛权势阶级在努力防堵大众的瘾品使用近代早期的西方政治权势阶级却以集体决策和自我炫耀模式的消费来提倡使用。这并不是说,精神刺激革命纯粹是由上而下的发展态势。普通百姓也参与了每一种瘾品的推广运动,他们会主动把新奇的医药转到其他用途上。这样先是自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反复传播模式,无疑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恶癖。俄国人之好酒,纵有监狱、警察、死刑也遏阻不了,其缘由在于文化的惯性、底层农民的谋生和国家的税收。

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瘾品仅限于医疗使用。.反对瘾品的非医疗使用主要基于五项基本顾虑:第一是使用者可能对自身与他人直接造成伤害;第二是社会成本的顾虑,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等世俗哲学思想有“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主张,也造就了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观念:私人的获利无论多么大,都有可能是公众承担高得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无可辩解的成本;第三是宗教信仰;第四源于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第五是人们认识到服用瘾品对群体(不拘是部落、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害。瘾品仅限于医疗使用或许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所谓“降低伤害的主张”被抨击为掩护瘾品合法化上垒的招式,甚至降低伤害的做法可能触犯道德禁忌,一个医生可能为了给孕妇镇痛输入瘾品。但在成本核算上,以低成本伤害代替由瘾品带来的高成本核算,这无疑是现在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案。不论是从政治上的考量还是人身上的顾虑,现实就是唯有具备能起作用的药性成分的植物才会被大量人长期习惯性地使用。例如咖啡、茶、槟榔、大麻、卡特、鸦片,均属与烟草同性质的植物。而让药就用在药该用的地方,这一步,可能还要走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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